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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75年宪法法案通过和1879年茹尔·格雷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第三共和国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真正得到了确立。由著名共和派领导人甘必大掌握的《法兰西共和报》(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在1879年2月1日这一期中这样写道，“从昨天开始我们真正是共和国了。”然而，此时第三共和国只是在政治制度上获得确立。当时的法国还面临着两大急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恢复因普法战争的失败而受到沉重打击的法国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如何使共和国深入人心，不仅在制度层面获得巩固，而且在思想意识领域也占主导地位?这是摆在初掌政权的共和派面前的两个难题，共和派要想使共和制度在法国持久、稳定，就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在通过历史教育来向广大法国中小学生传播共和思想的同时，第三共和国政府还采用共和节日、共和格言、共和国歌、国旗等各种象征物的形式来把那些抽象的共和思想、共和观念具体化、形象化，使之更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国歌与国庆日的确立又是最为重要的举措，下文就以此二者为例作具体分析。

1、马赛曲：从革命歌曲到共和国国歌

众所周知，马赛曲最早是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义勇军高唱的一支革命军歌。共和三年获月26日（1795年7月14日）法令规定马赛曲为国歌。由此，马赛曲具有了双重含义:既是爱国颂歌，又是共和国歌。然而，1799年雾月政变后，马赛曲不再是官方音乐。复辟时期，马赛曲被禁止演唱，因为它所包含的革命涵义和动员民众的能力是专制政府所不能忍受的。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七月王朝也不喜欢这支歌曲，认为它残忍、野蛮。在1834年巴黎起义中“特朗斯诺楠街”(Rue Transnonain)的起义者唱起了马赛曲，此后这支歌曲遭禁。到了第二共和国时期，政府允许唱马赛曲，而且还曾经把马赛曲排成戏剧在舞台上演出。第二帝国时期，形势又变，唱马赛曲的人将被送入监狱。

第三共和国成立伊始，马赛曲虽然可以被演唱，但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地位。1878年，共和派议员提出了议案，建议将马赛曲定为国歌，然而在1月25日众议院的辩论中议案被驳回。1879年初，随着君主派分子麦克马洪辞去总统职务，形势出现了转机。同年2月14日，在议长甘必大的主持下，法国众议院中的共和派以一种讲究策略同时又十分含混的方式恢复了获月法令，也就是说将马赛曲定为了国歌。

马赛曲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歌甚至整个民族的象征，不仅在于共和派的积极倡导，更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与历史意义。首先，马赛曲包含了爱国主义精神。它是在祖国面临战争危险时诞生的一首赞颂自由的歌曲，马赛的义勇军正是高唱着这首歌曲来到巴黎，又走上前线，为保卫祖国而浴血奋战。这就使得马赛曲与法国革命军队的军事胜利和爱国情感相连，成为爱国精神的代名词。关于马赛曲的感染力，时人留下了证言，革命军著名将领若米尼(Jomini)??将军在其写于1820年的著述中声称:“后代人看到歌曲竟然也列在军事胜利的原因之中将会感到惊奇，但是充满活力和爱国主义激情的、伴有最雄壮音乐的《马赛曲》的确鼓动了一代热情洋溢的青年，它鼓动人们起来革命，燃烧起战士们的勇气，鼓励他们不怕饥寒，高高兴兴地去面对危险。”其次，马赛曲与革命和共和密切相连。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攻打杜伊勒里宫唱着这首歌曲，使得它与法国君主制的崩溃产生了联系。共和三年获月法令更是使马赛曲成为革命、共和的象征。马赛曲不仅成为反对外国军队入侵的爱国歌曲，而且还成为一支反对封建暴君、革命叛徒和反革命阴谋的革命歌曲。最后，尽管屡遭官方禁止，但马赛曲从未在法国民众的记忆中消失，正如拉马丁所言，这支曲子已经铭刻在法兰西的心灵之上。在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中人民都高唱这支歌曲。正是因为马赛曲具有如此丰富的涵义，使它在80多年后能够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歌。

马赛曲（La Marseillaise）

2、攻占巴士底狱日：从共和派的纪念日到国庆日

1789年7月14日，愤怒的巴黎群众拿起武器攻占了巴士底狱，开启了法国大革命波澜壮阔的历程。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伟大意义，当时的革命者已然明了。1789年7月17日出版的《巴黎革命报》第1期中，就有一位革命者在描述了攻占巴士底狱的情景后，指出“这一辉煌的日子必将使我们的敌人惊愕万分，并最终向我们预示了公正与自由的胜利”。1790年6月，制宪议会决定向那些攻占巴士底狱的人颁发证书，以表彰他们使“自由战胜了专制主义。”同年7月14日，在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巴黎举行了庄严隆重的联盟节，来自全国各地的14000名代表，从巴士底狱遗址出发，穿过圣安东尼、圣德尼和圣奥诺雷街。在拿破仑统治时期，皇帝担心对7月14日的纪念将激起反对现政权的起义，从而下令禁止。1806年2月19日，帝国法令宣布8月15日为全国性节日，这一天既是波拿巴的生日，也是天主教的主要节日之一“圣母升天节”。复辟时期更是严厉禁止对巴士底狱日的纪念活动。七月王朝时期，情况略有变化。为了纪念在1830年七月革命中的牺牲者，政府在巴士底狱遗址广场上修建了七月柱。1831年7月27日，在纪念柱奠基时，路易·菲利普将对这些英雄的记忆与“1789年7月14日这一伟大的国家胜利”之记忆联系在一起。但由于害怕混乱，官方仍禁止在7月14日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不过此时总有共和派暗自庆祝这一节日。根据当代法国史学家桑松的研究，在七月王朝后期的宴会活动中，1789年7月14日被视作“象征着自由与平等的时代”；不过，1848年革命临时政府并没有纪念这一日子，可能是因为对这一骚乱的纪念与第二共和初期的“博爱”理想不相符。在第二帝国统治之下，8月15日再次成为全国性的节日。

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后，共和派希望官方来庆祝7月14日，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节日。1880年7月6日，议会在经过激烈的讨论后通过法令：“共和国以7月14日为一年一度的国庆日”，该法令在当天由格雷维总统签署后得以颁布。之所以选择7月14日，而不是其它日子（如8月4日废除封建制、9月20日瓦尔密战役、9月21日第一共和国建立、1月21日处死国王路易十六等），是因为对于共和派来说，1789年7月14日不容置疑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正是在91年前的这一天，愤怒的巴黎人民攻占了象征着法国旧制度的巴士底狱，从此伟大的法国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个与罪恶的旧制度决裂的新的法国由此出现。因此攻占巴士底狱“象征着旧世界的结束，新世界的开始”。此外，选择7月14日还有一重意涵，即它也代表了1790年的联盟节，这一节日象征着现代法国的诞生，象征着国家的团结。

还应注意的是，在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这一历史事件中，主角并不是某个或某些英雄人物，而是广大的法国人民，无名的大众。选择7月14日作为第三共和国的国庆日，就可以以此庆祝法国群众的英雄主义行为，从而免去关于是否纪念巴伊、米拉波、拉法耶特这样的革命人物所可能会在国内引起的争论。通过对抽象的法国革命群众的英雄业绩的纪念，就超越了具体的某个人或某件事，7月14日代表了整个革命进程。这就使共和派可以回避革命中曾经出现过的暴力、流血时期，也就是1793-1794年的恐怖。这样，“通过否认法国社会曾分裂为冲突的阶级，就抹去了危险的过去。通过提出道德思想解放的承诺，就提供了建立在科学、理性、进步基础上的未来。”

1789年7月14日，巴黎群众攻占巴士底狱

二、共和派史家对共和文化传统的阐释

在国歌、国庆日、国旗等共和意识形态等外在象征的确立过程中，法国共和派史学家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些象征、节日背后的历史含义并不是唯一的，往往具有丰富的含义，并且时常存在着一些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共和派历史学家就从积极的角度来阐释这些象征、节日的历史意义，确立其合法性。

1880年5、6月份，法国议会两院围绕着确立7月14日为国庆日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反对者认为，不应该将一个流血的日子定为节庆;还有人指出，巴士底狱在1789年仅监禁了7个囚犯，而且这个监狱只是关押那些足以扰乱国家的大人物的，攻克巴士底狱代表了一种街头暴力。对此，参议院议员、共和派历史学家亨利·马丹(Henri?Martin)从历史层面进行了有力反击。马丹认为，首先应该在1789年的具体历史情境中理解7月14日，当时大臣内克已被解职，国王在巴黎附近集结了军队，军队中还有大量外国军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巴黎人民才起而反抗的。他还指出，虽然流了血，“但在历史上的伟大事件中，进步总是用大量的苦痛和鲜血换来的”，7月14日是“新时代对旧制度的胜利”。马丹还提醒人们7月14日具有双重历史意义。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使法兰西之团结、统一神圣化”：“旧王国赋予法兰西躯体”，1790年的联盟节“赋予她精神意识”。因此马丹声称，如果某些议员对第一个7月14日有所顾虑，那么对于第二个7月14日则应该没有意见。

第三共和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拉维斯（Ernest??Lavisse）是共和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他曾亲自动手为法国中小学生撰写了许多历史教科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少年儿童讲述法国历史。对于法国国庆日的来历，拉维斯是这样解释的:“国王随心所欲的把人投入监狱中。巴士底狱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正因如此，巴士底狱为广大巴黎人民所憎恨。……1789年7月，为了恐吓和威胁第三等级会议代表，国王在凡尔赛积聚了军队。因此巴黎人民奋起反抗。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开始攻打巴士底狱。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有几百人伤亡。……当巴黎人民得知攻克巴士底狱后，整个城市都沉浸在欢乐之中，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攻占巴士底狱是公正和自由的胜利。正是为了纪念这一胜利，7月14日成为了我们的国庆日。”对于攻占巴士底狱的历史背景，拉维斯做出了与亨利·马丹一致的描述，都强调了人民武力反抗的合法性。同时，拉维斯对于人民欢庆胜利场面的描写，突出了其欢快的氛围，去除了其流血冲突与大众暴力的色彩，似乎1789年7月14日本身就是一个人民的节日。

拉维斯（Ernest??Lavisse）

对于法国国歌马赛曲，拉维斯是这样解释的:“我们的士兵相信他们不仅是在为法国而战，而且是为了整个人类。他们想把所有民族从国王统治中解放出来，使所有人都是自由的。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唱马赛曲，它是由一位年轻军官鲁热·德·李兹勒在斯特拉斯堡谱写的，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法国。人们把它叫做马赛曲是因为马赛的义勇军在开往巴黎的途中唱着这首歌曲穿越了整个法国。马赛曲成为我们的国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是高唱着这首歌曲克服危机，取得辉煌胜利的。”其实，马赛曲一直因为其歌词中蕴含的血腥色彩而受人诟病，拉马丁就认为应当改写马赛曲，去除其血腥的一面，将之变为“和平的马赛曲”。但在拉维斯的笔下，马赛曲是与自由、解放以及辉煌的胜利密切相连的，它成为国歌当之无愧。

在描述1880年7月14日国庆盛典时，拉维斯尤其强调它象征了了法国已从普法战争失败中恢复过来。当日举行的共和国总统把三色旗授给重新组建的法国军队的盛大阅兵仪式，在拉维斯看来是那样的激动人心，难以忘怀：“共和国总统把三色旗重新授给那些新组建的军团，意味着祖国重新信任军队。我们革新后的军队第一次在共和政府和外国官员面前展示法国是多么快地就从战败中重新恢复过来。每个军团接受的三色旗上都有用丝绣的过去胜利的名字。”无论是马赛曲还是三色旗，拉维斯都强调了它们所具有的象征胜利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曾对拉维斯造成沉重的打击，战后的民族复兴是他时刻关心的问题。这位历史学家发现历史教育是重建民族自尊心、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因此在阐释共和象征物时他强调的不仅是共和主义的价值观，还有辉煌的胜利。

国歌、国庆日和国旗这些共和象征物都是建立在历史记忆基础上的，其力量、影响源于它们和过去历史的联系。这种历史记忆与历史联系正需要共和派史家去塑造、去阐释。亨利·马丹的阐释对于国庆日法令的通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拉维斯的生动描述则通过中小学的历史教育占据了主导地位，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法国学生。正是通过共和史学家的解释，体现共和思想意识形态的各种象征、节日背后所蕴涵的深刻历史含义才能够被人们更好地理解。由此，共和思想也逐渐渗入第三共和国人民的心中，尤其是逐渐为广大农民和普通市民所接受，使他们成为保卫共和制的生力军。

法兰西的三色旗

三、共和文化传统的政治功能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但却持续了70载，成为迄今为止法国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共和国。法国的共和制度得以巩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共和思想的象征化和仪式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对于当时的法国普通大众来说，共和思想往往是一些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概念，是少数精英发明出来的东西，而且往往停留在纸面上。另外，1870年以后，随着男性普选权的实施，大众已开始逐步参与到政治之中，他们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面对这一政治现实，共和国的统治阶级要想在选举中维持多数地位，使共和国继续下去，就必须把共和价值、共和行为方式灌输给广大民众。也就是说，要使法国广大民众在思想上认同共和国。要达到这个目的，仪式和象征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政治权力往往要求象征实践以一种无声的方式表达和证实统治的合法性。”另外，新的公共节日也有助于人民参与到新的大众民主政治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往往是通过仪式、象征而不是真正的分享权力使公民与他们的政府相连，而这正符合统治阶级的目的。

1880年，整个法国以极其隆重而热烈的方式庆祝了第一个国庆日7月14日，群众的自发参与程度是相当广泛的。各地的庆祝者们以各种方式庆祝节日：用旗帜装饰建筑;到处栽种自由树(这自然使人回忆起法国革命中革命派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种植自由树的行为);各种共和雕塑或胸像在城市、农村中出现;共和政府在各地施放烟火;拥护共和国的人民高唱马赛曲。此外，共和国政府还在各大城市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对所有共和国的支持者来说，庆祝7月14日这一共和国的国庆节是对经过长期不稳定和斗争之后共和制度获得了最终确立这一成就的庆祝。在19世纪80年代，共和国国庆日成为了一个全民性的大众节日，法国绝大多数人都自发参加了庆祝活动，尤其是在广大农村。此时也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庆祝模式:上午是官方仪式，下午是体育、娱乐。官方仪式上一般是由共和政府的官员发表致辞，以示纪念。下午则是举行有广大民众参与的体育、娱乐活动，另外共和派还举行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快乐的人们高歌畅饮，还有演说者大声演讲，一般是追溯共和国的光辉过去。

马赛曲往往是国庆日中不可或缺的要素。1882年7月15日，在马赛曲作者李兹勒雕像的落成仪式上，总理弗雷西讷的讲话概括了马赛曲对于第三共和国的意义:“马赛曲是祖国的颂歌”，它使人想起“我们父辈的英雄主义行为”，它是“力量的源泉，荣誉的象征。”为了推广这支祖国的颂歌，在1880年至1914年的几十年间，共和政府在军队和学校中教法国士兵和学生们唱马赛曲。一时间，高昂、雄壮的马赛曲响彻法兰西大地。正如尤金·韦伯所说，“到了19世纪末，这支曾属于一个政治派别的好战、爱国、革命的歌曲成为了法兰西之歌，它传播的不仅是歌词还有强有力的认同”。在普法战争后，痛失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人无疑需要这样一支饱和力量、召唤胜利的爱国歌曲来凝聚民族认同。同样，国庆日中盛大的阅兵式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展现了共和国的气魄与力量。如此看来，普法战争失利的阴影为共和派的文化传统转变为法兰西的民族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如果说共和文化的革命激进性会遭到一部分人的质疑，那么其中的爱国主义因素则可以得到普遍的认同。

法国国庆节的阅兵仪式，背景是凯旋门

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正是通过高唱马赛曲、热烈庆祝7月14日等一系列可见的象征活动来向大众证明自己是1789年法国革命英雄的直接继承者。通过这些节庆活动，攻占巴士底狱日成为共和价值的可见的化身；通过参加精心组织的共和国庆祝仪式，个人就被内化进共和国这一共同体中，并认同共和国的思想意识、价值标准。这是因为在庆典的一系列的表演中，除了少数演员外，还需要观众，即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而表演的不断重复则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表演所要表述的主题和内容。这样，表演的组织者——共和政府、共和派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共和思想意识形态在广大民众的记忆中积淀为传统时，共和制度就为自身存在创造了最充分的存在理由，也为自己造就了最忠实可靠的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