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于1985年从广东农村移居香港，由于香港社会对新移民有刻板的负面标签，加上新移民有一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他总是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在一系列事件后，作者选择成为一个纯粹的香港人，却又迷失于香港这座纯粹的经济城市中。在香港，作者感觉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而存在的工具，包括教育。这不是仅新移民的迷惘，即便是香港人，只要不把自己当成纯粹的经济人，也会感到身在他乡的疏离。可以说，这篇文章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回忆，更多的是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反思。此文虽写于9年前，对了解今日香港也有裨益。本文摘自其文集《相遇》。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此刻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多年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就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哪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并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彷佛并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几波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但往往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