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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西班牙内战”，往往是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了解到一个有限的侧面。

我们对西班牙内战印象最深刻的了解，是白求恩大夫在来到中国支持我们的抗日之前，曾经参与过“西班牙内战”，但对于白求恩在西班牙究竟做了一些什么，我们并没有什么直感的认识。中国拍的电影《白求恩大夫》本来有一部分是表现主人公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经历的，但显然，那一段域外的历史，对于我们中国人的表现能力来说，几乎比登天还难，电影为此作了割舍。于1990年由中、法、加联合拍摄的电影《白求恩——一个英雄的成长》中，再现了白求恩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一段经历，但电影在这里肆意地表现了白求恩的暴戾的性格，动辄发火的火爆脾气，以及家庭生活里，他对女人的主宰欲望，对整个西班牙内战的原因与战况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交待，并不会让我们对这场战争有什么清晰的认识。

（白求恩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

另一个能够让我们对西班牙内战产生形象的直接观感的，就是海明威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了，但小说仅仅表现了内战发生的第二年的一起美国人主导的游击队配合的炸桥行动，整个小说情节压缩在三天之内，对于战争的前因后果，作者也没有空间作出深入的提及。

“西班牙内战”给人的感觉，实在有一些古怪，它不伦不类，在二战前醒目而喧宾夺主地存在，二战中，它又退居一边，销声匿迹，最为不可思议的是，西班牙内战的定性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对立看法。而这种看法，又深深地烙印着“二战”热战与之后“冷战”中必然衍生出的“屁股指挥脑袋”的导向因素。

正是因为西班牙内战的这种奇怪的存在，使我们对美国学者斯坦利·佩恩所著的《西班牙内战》一书充满期待，期待这一本书能够让我们解读出发生在二战前夕的那一场牵动着三个欧洲大国的内战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美国学者斯坦利·佩恩所著的《西班牙内战》）

这本书出版于2012年，作为一个美国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上世纪的难以排除受到苏联影响的国际时事能否作出非偏见式的解读，这是我们最为关注的。而现在看来，作者并没有在书中淋漓地用意识形态的眼镜，去偏激地“言说”历史，而是尽量客观地展现出为什么历史会沿着它的无可抗拒的轨迹，走出那样一种谁都不想看到的人类相互杀戮的悲剧路径。

正是有了这样的中立性的立场，他才能在书中把“西班牙内战”在左右翼阵营的不同评价作为一个大大的问号给提拎出来。

这就是书中导论提到的：“左翼人士和许多自由主义者将它描述成‘法西斯主义对抗民主主义’‘人民对抗寡头’（或者‘人民对抗军队）”革命对抗反革命’，甚至是‘未来对抗过去’。不同时期的右翼人士和保守派则称其为‘基督徒对抗无神论者’‘西方文明对抗共产主义’‘西班牙对抗反西班牙’‘律法与秩序对抗颠覆破坏’的斗争。”

这两个观点可以是针锋相对，且各有其理。对于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显然是站在第一个观点的立场上。我们不妨找一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本《丧钟为谁而鸣》后记中的概述：西班牙内战“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线的序幕，是全世界进步力量和德意法西斯政权之间的第一次较量。”这基本代表我们中国的正统观点。

然而，斯坦利·佩恩所著的《西班牙内战》一书中对内战发生的复杂性，显然要扒排得更为深层与深刻一些。

1931年，西班牙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君主制终结，国王逃往国外。如果比照一下我们中国的近代史，大体相当于辛亥革命，但西班牙并不是通过发动革命实现这一政体跃进的，而是通过议会选举，大致相当于丶梁启超等人提出的改良主义的议会路线，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新成立的共和国整体倾向偏左，包括三方势力，即“中产阶级左翼共和党人、社会党人和温和激进党人。

“走向共和”，在这一刻，西班牙实现了，从理论上讲，这比君主制更为进步，但又为什么会发生国家动荡，党派冲突？背后的原因，发人深思，也让我们中国人眼前一亮。因为当年的西班牙困境，已有我国的智者作出了点醒。在书中，作者引述了托克维尔的理论，托克维尔近一段时间内，在我们中国可谓鼎鼎有名，他曾著有《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最近在国内思想界流传甚广，解读颇多。托克维尔认为：“革命之爆发通常不是由于压迫增强，也不是因为社会结构本身，而是——这看上去颇为吊诡——被更大的自由和条件的显著改善所触发，尤其是当后都审美观点某种新出现的障碍暂时阻挡——在西班牙，这个障碍就是独裁制度——并继之以新体制下的经济低迷和政治冲突。”（P14）

从事实来看，托克维尔这一段判断颇为精准。即以苏联为例，它没有倒在斯大林的高压时期，反而在那个时代，抵挡住了德国纳粹的侵略，但却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的浩荡春风鼓吹之后，“自由大力改善”的新状况下，不可抗拒地崩塌了。

除了这一看似吊诡的历史规律在隐性地发生作用，还有西班牙新的共和国领导人政治经验不足，派别之间就施政上纲领产生分歧，导致领导内部分裂，种种矛盾汇聚，右翼力量借机组织起来，卷土重来，在1933年选举中右翼政党获胜。而这时，一个尖锐的矛盾开始出现，就是左翼产生了一种“完全由左翼把持政府的‘世袭’概念”，具体而言，就是“1923年，大多数左翼人士还在要求完全民主。然而一俟完成民主达成并威胁到其统治，他们便断然拒绝。”（P21）

本质原因，就是左翼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加剧了“极端主义”，“任何与左翼相悖的就是反动分子，就是根本非法的。这种立场在欧洲各国绝无仅有。”（P22）

既然左翼的一个核心关键观念就是自己一方站在真理的正确的一边，那么，不管另一派系采用什么样的民主手段获取胜利，都是非法的。于是左派鼓励暴动，制造动荡，在1936年重获政权。书中作者认为，是重新执掌政权的左翼人民阵线，激化了国内矛盾，“没收土地的运动——部分由政府当局主导，其余由革命团体实施——快速推进，政治暴力时断时续、愈演愈烈。”（P54）同时政府加强对右翼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镇压，导致这些党派积极开展秘密活动，终于由一起右翼军官被暗杀而引发了内战。

作者更多地把内战责任放在左翼领导身上，他们对民主手段的功利性利用，在掌权后蓄意激化矛盾，打压右翼力量，把他们逼上了法西斯道路。这一种观点，显然是与我们以往接受到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

内战爆发，西班牙政府受到苏联支持，而叛军则得到了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的助力，而尤以意大利的支持最为显著。书中，作者陈述了斯大林并不像通常指责的那样，是有意抛弃了西班牙进步力量，而是当时二战风云在即，斯大林已经自顾不暇，难以再对西班牙内战投入支持力量。而德国也没有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对西班牙内战鼎力相助，倒是意大利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对西班牙内战给予了大力支持。这种历史细部的复杂性，在作者的笔下一一作了陈述而探究。从情感上而言，作者也部分地接受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观念，对弗朗哥这一所谓的反革命政权在西班牙的建立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叙述态度，强调弗郎哥在实施极权统治时，也日益“缓和高压手段”，采取较开明的经济政策，并逐步增加文化和社会的自由度，所以，但从长远来看，作者肯定了弗朗哥政权也有着出人意料的良善的一面。

历史的复杂性就是如此斗转星移，风云变幻。西班牙内战涉及到太多观念的冲突与思想的交锋，每一种力量，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意图，特别是每一种利益都重重叠叠地交织在一起，作用到战争中的每一方，使得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双方表层的刀枪剑戟、飞机大炮的直接交锋与亮相，但这背后的微妙的利益与思想的对垒与较量，却很难看清此消彼长、谁主沉浮的真正支撑点与动力源所在，这也使得“西班牙内战”难以形成一个历史的定论，况且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西班牙内战的激烈程度也远逊于二战期间的战争烈度，它内在纹理的复杂性以及战争表现形式的凡俗性，都使得这场战役难以启动再被人们光顾与解说的兴趣，它只能在一战与二战的夹缝中沉寂了，只有几部文学作品仍然在动人的文学的回光返照里，映射出这场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悲伤。

（海明威的经典作品《丧钟为谁而鸣》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或许正反映出他对这场战争定性的困惑）

即使如海明威这样的文学大家，对这样的一场战争，也只能简化为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炸桥”小事件，而且海明威还在小说里还安插了一个好莱坞电影里俗不可耐的最喜闻乐见的爱情作料，可以看出，海明威也是采取了一种避重就轻、化大为小的叙事策略，而这一切，恰恰说明了“西班牙内战”的复杂性与难以言说性所带来的超高的难度，对战争的性质与本质，海明威在小说中更是用一个大大的问号来加以诘问的，而斯坦利·佩恩在《西班牙内战》一书中迎难而上，更专注于西班牙内战的内在脉络与因果关系的梳理，反映出作者意图在冷门题材中寻找历史真相的挑战性努力，不管有没有作出这个问号的答案，但它的意图是努力去接近与揭开这个答案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