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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一批因特朗普政府“零容忍”政策而骨肉分离的危地马拉移民被遣送回危地马拉城。（图片来源：美联社）

【综合讯】周三，虽然特朗普人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当他仍不忘在自己最爱的推特上就自己最爱的移民话题发声。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当天中午，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国会里的民主党人，必须不得再阻碍我们投票修补可怕的移民法。我正从欧洲观察正在发生的一切，修补（移民法）可以十分简单。法官们管理这个体系，那些人口贩子和非法移民知道怎么钻空子，他们就是利用儿童。”

近几个星期以来，特朗普因为其边境“骨肉分离”的“零容忍”政策，遭受多方猛烈抨击。本周二，他启程前往欧洲时，试图减少自己背负的有关“骨肉分离”政策的责任，对媒体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许非法移民进入这个国家。

“告诉人们，不要通过非法途径来我们的国家。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特朗普在登上“空军一号”飞往比利之前对记者们说，“让他们像其他人一样，用合法的方式来美国就好了。”

特朗普再次把非法移民与美国不断上升的犯罪率联系起来，同时称赞了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打击犯罪的努力。他说，“他们打击MS-13黑帮团伙和其他非法移民的事迹证明了我们应当支持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而不是做民主党正在做的事情。”

特朗普还说：”民主党想要敞开的边境，而且他们不在乎犯罪。“

虽然民主党激进人士呼吁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但民主党温和派却认为不应该这么做，并且试图与那些激进的民主党人划清界限。近日，在是否撤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问题上，民主党内部出现了日益扩大的分歧。

《经济学人》杂志和“你来掌管”（yougov）本月初进行的联合调查发现，46%的民主党人和54%的自由派人士都表示支持ICE，而支持废除它的美国成年人只占29%。

上周出炉的《华盛顿邮报》的民调结果显示，有37%的人认为特朗普在边境安全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比民主党人的占比高了10个百分点，表明共和党人在移民政策方面得到了较多的支持。

他让美墨边境移民家庭重新团聚

据记者苏晚报道，那个下令让美墨边境移民家庭重新团聚的联邦法官原来是是日本移民的儿子。

据《今日美国报》报道，加州圣地亚哥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达纳·萨布鲁（Dana Sabraw）上个月命令特朗普政府在14天内让非法入境者5岁以下孩子与家人团聚，其中一些孩子已与家人分离数周；30天内让5岁以上孩子与家人重聚。那么，这位法官究竟是何许人？

1、母亲是日本移民

萨布鲁的父亲是朝鲜战争期间在日本当兵时认识他母亲的。他们在日本结婚，后来在加州圣拉斐尔定居。1958年，萨布鲁在那里出生，被赋予了一个日本的中间名Makoto，以纪念他母亲的家族。这个名字可译为“真”或“真相”。

2、运动员和大礼官

萨布鲁在高中期间打棒球、摔跤和跑步，曾担任沙加缅度年度茶花节游行的大礼官。1980年，他从加州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毕业，休息一年又进了法学院。他曾从事个体工作，1995年成为市政法官。2003年，小布什总统提名他为联邦法官，任命获得了参议院批准。

3、夫人是资深检察官

萨布鲁的妻子萨默·斯蒂芬（Summer Stephan）当了近30年检察官，1年前被任命为圣地亚哥县临时地方检察官，今年6月当选。他俩在法学院相识，育有3个孩子。

4、让被分离母女团聚

今年3月，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对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提起诉讼，萨布鲁审理了此案。一个“L女士”和她7岁的女儿刚逃离刚果的暴力威胁，到了美国却被分开，关押地点相隔两千英里。几个月前，特朗普政府败诉，这对母女得以重逢。

移民为何遭到敌视 种族憎恶远超经济焦虑

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政治学家米勒（Steven V. Miller）近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美国白人对移民的消极态度主要是由种族偏见、而非“经济焦虑”驱动的。

据《华盛顿邮报》和其它媒体报道，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移民政策强硬派表面上常以与种族无关的呼吁来构建他们的论点，比如公共安全或经济利益，就像特朗普2015年7月所说的那样，墨西哥人“正在夺走我们的工作。他们夺走了制造业工作。他们夺走了我们的钱。他们杀害了我们”。这导致许多评论家得出结论：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对移民问题的态度主要是经济层面的，而不是种族层面的。

政治学家随后对这个理论进行了测试，发现至少对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这种理论并没有依据。而米勒的论文尤为有力，因为它移除了2016大选年这个特定背景，而是置于更普遍的政策领域。

对此，米勒借鉴了国家选举研究和选民研究小组的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这是两项关于选民态度和行为的完善调查。为了衡量受调查者对移民的看法，他们被问及是否应该增加、减少或保持目前的移民水平。

调查使用一系列关于“种族憎恶”问题来衡量受调查者的种族态度。政治科学家通常将此定义为“一种道德感觉：非裔没有遵循个人主义和自力更生这些美国传统价值观”。这是通过询问受调查者是否同意某些陈述来测量的，例如“这真的是因为一些人不够努力。如果非裔肯更努力，他们会像白人一样”，以及“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少数族裔克服偏见并努力奋斗。黑人应该做同样的事，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调查同时测试了受调查者的“经济焦虑”，比如对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评估，以及受调查者在其社区、县和州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市场状况。

米勒还控制了一些常见的经济和人口变量，如收入、教育、年龄、政党和性别。受调查者的种族不包括在其中，因为该研究仅考察白人受调查者的观点。

这项研究对一系列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以确定白人的种族态度和经济态度如何与他们对移民政策的态度相关联，例如，失业是否会使白人选民较多或较少地支持减少移民？对经济力量的信仰如何？随着受调查者的种族憎恶增加，他们对移民的看法有何影响？

总而言之，最后结论是，研究结果“毫不含糊地显示，种族憎恶是对移民态度的最大和最准确的预测因素”，“种族憎恶是对合法移民影响最大的因素”，种族憎恶的影响是“经济焦虑”影响的“近6倍”。米勒在论文结尾写道：“1盎司的种族憎恶等于1磅的经济焦虑。”

虽然种族憎恶问题只提及非裔，丝毫没有提及西语裔和其它族裔，然而，米勒发现，白人对非裔的态度是他们对移民整体感觉的有力预测。他写道：“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憎恶是一种更大综合症的一部分，在这种综合症中，族裔/种族广泛地影响了对政策的看法。”

米勒提醒说，该论文仍处于早期阶段，尚未经过同行评审。但是，他的研究结果与之前关于种族憎恶和特朗普支持者的大部分研究结果相吻合，而且这些态度也会蔓延到更普遍的政策领域。

最后，米勒还得出另一个不足为奇的结论：限制移民的理据站不住脚。例如，研究发现，移民与犯罪没有联系，移民对经济的净影响往往是积极的，特别是从长远来看。

此外，生育率下降的国家需要移民来抵消人口下降、填补职位空缺、并为税收做贡献。（完）